跳出性别视角看人造子宫技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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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造子宫能否助力生育自由？

“我堕过胎，我要求每个女性都享有同样的权利。”1971年4月，这份由法国哲学家波伏娃起草、法国343名女性共同签署的公开声明在《新观察家》杂志上发表，此时，在法国堕胎尚属非法行为。两个月后，德国记者爱丽丝·施瓦泽将这一运动理念带到了德国。374名德国女性在《亮点》周刊宣告：“我们堕过胎。”

1988年，加拿大通过“摩根塔勒案”确立了堕胎权。作为当时法庭上唯一的女性，法官伯莎·威尔逊的意见在后来的多个法律案例中被频繁引用，“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……应该得到正确的看待，现代女性一直在努力奋斗，维护她们作为人类个体的尊严和价值，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是这场斗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”

争取性别平等之路由来已久。堕胎自由与生育自由自始至终都是女性伸张身体权利的重要方式。在20世纪70年代，加拿大裔美国女性主义者费尔斯通曾感慨，即使人类已经具备了登上月球的技术，但在孕育方面却未找到更好的方法。那么，50年后，当与生育相关的技术次第出现，它们能否助力女性实现生育自由？

另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性研究者克莱尔·霍恩在其著作中给出了并不乐观的回答，更确切地说，书中呈现的未来之路看似美好实则问题丛生。《夏娃：关于生育自由的未来》写的便是生育技术，尤其是人造子宫，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写作此书时，不仅是一位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法律的研究者，也是一位正在孕期里的准妈妈。正是这样的双重身份，使她在此问题上的观察与讨论既包含着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，也有来自她个人的体验与关切。

乍看之下，生育技术，尤其是人造子宫更像是一个事关女性与胎儿健康的问题，但此书并未局限于性别视角，而是将之放置于整个社会背景之下，尝试解答这一问题：在人造子宫技术出现之前，我们的社会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？

生育问题更关乎正义

要解答这个问题，首先需要对历史与当下进行反思与检讨，这也是作者着墨最多之处。作者一路溯源而上，走到“人造子宫”这一概念最初出现的地方。

那是1923年，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题为《代达罗斯，或科学与未来》的演讲中提出了“体外人工培育”一词，并预言，体外人工培育最终会成为普及的技术，从而使人们解放身体，既能享受性的愉悦，又无需担心意外怀孕。霍尔丹的演讲开启了同时代的人对于人造子宫的想象，也展开了一幅看似美好的蓝图。

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就在霍尔丹发表演讲时，他和伙伴们在热烈讨论一个问题——人们能用体外人工培育技术阻止某些群体继续生育吗？读到此，想必很多人会有似曾相识之感，19世纪60年代，英国科学家高尔顿提出，人的外貌、智力以及道德品质都可以遗传给下一代，因此通过控制人类生育就可以确保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群不断延续，而最终其他人群则被淘汰。

高尔顿的优生学如今已被主流科学界一致摒弃，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有不少科学界人士是其优生学的拥趸。霍尔丹也是其中一员，他自诩为“优生学家中的改革派”。在他看来，“如果没有体外人工培育技术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，我们的文明会在未来看得见的某一天分崩离析，因为总人口中那些‘质量不高’的群体往往生育率更高”。也就是说，霍尔丹提出人造子宫的本意，是为确保“优等人”才能存活而提供的技术保障。它很像是优生学的升级版，或者说是有技术加持的优生学。

无论是高尔顿的优生学，还是霍尔丹以技术保障“优等人”的存活概率，其背后都隐含着这样一个预设：人可以被分类，被划入不同阶级，以决定哪些人在本质上更适合或更不适合生育，并由此实施对生育行为的管控。这样的分类与判断无疑侵害了人的个体尊严和平等权利，违背了基本的伦理原则。至此，生育问题不仅关乎女性权利，还走向了对正义的追问。